一、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和辛亥革命
中国共产党降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生长的一定结果。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一经创立出生界上独领风流的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当欧美一些国家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又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却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关闭，拒绝扩大与外国的交往，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而事实是，原来文明水平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这时已远远地跑在了中国的前面。
盛世已蕴含着衰败，落后就要挨打。到十九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翻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社会的生长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打断了。
在此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生长，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生长到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这种生长，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的剖析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一方面，则增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生长，给资本主义的生长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这种情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革。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商人、田主和权要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的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获得开端生长。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虽然增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但与此同时，封建聚敛制度不但依旧坚持着，并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聚敛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生长，并没有使封建的中国酿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酿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个方面的变革。
另一个方面的变革，是外国资本主义勾通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国的民族资本获得生长，而是要寻求更宽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富的利润。为了这个目的，外国列强对中国接纳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尽管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仍坚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在实际上已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朝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这种状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酿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上述重大变革，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端屈辱的境地。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生长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泉源。
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昌盛茂盛和人民配合富足。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立须要的前提。因此，如何阻挡外国列强的侵略，挣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茂盛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程，也是中国人民对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历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对抗斗争历来没有间断过� ？墒�，历次阻挡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也好，宣扬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招呼“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次地都失败了。
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羞耻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扑灭的悲惨前景。中国人民在进行种种未能乐成的对抗之后，又起来革命了。
二十世纪中国最初的革命领导者，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开端生长，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一一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开端生长起来，从而引起阶级关系的新变革。可是，由于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它所加入的某些斗争，还处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民族资产阶级获得开端生长并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气象。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提倡建立同盟会，提出了实质上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要，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要。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建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看法今后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翻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增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今后革命斗争的生长，特别是为厥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门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乐成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门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革，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二十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可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要，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基础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大都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畏惧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究竟。
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破裂、动荡、杂乱的苦难深渊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门路。
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流传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泛起出人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番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权要、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纪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盘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配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恒久的破裂和动乱之中。
面对残酷的现实，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甘于失败。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入困境。国民党署理理事长宋教仁满怀着对实行议会制的真诚和期望而奔波呼号，惨遭北洋军阀的卑鄙谋害。革命党人发动的阻挡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换来的是反动军阀的猖獗镇压。这样那样的救国计划都试过了，但极重的失望取代了原先的希望，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在中国的先进分子中，怀疑爆发了、增长了、生长了。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再次在心中燃起热切的期待，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开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飆。这场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认真思考，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基础革新国民性。他们以进化论看法和个性解放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品德、阻挡旧品德，提倡新文学、阻挡旧文学，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通过批判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突破了停止新思想的罗网，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可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统思想的历程中，也爆发过片面性的缺点，夸大了东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也看成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这种偏向对新文化运动的生长，有一定的倒运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职位的时候，提倡民主、阻挡独裁专制，提倡科学、阻挡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阻挡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在此时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明显袒露出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即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尖锐化的体现。这就逐渐引起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和批判。正是这种怀疑和批判，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涤讪了思想基础。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酿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但叫醒西方的无产阶级，并且也叫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爆发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爆发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降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黑暗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灼烁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要领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泛起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开端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举世，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逐渐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获得迅速生长，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随之生长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工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的人数虽然未几，但它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中国工人阶级的生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在种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泛起一个新的远为壮大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制止。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宁静集会”�＜岬舯凼粲谡绞す环降闹泄娜ㄒ�，划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海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恼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歇工，加入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歇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都会。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规模，生长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入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免职亲日派权要。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记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未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当协地阻挡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当协地阻挡封建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亲眼看到工人阶级体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些具有开端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往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开办学校、组织工会。这些人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干。
五四运动增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流传。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1920年四五月间，《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苏俄政府宣布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苏俄政府看待中国的态度中，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伤。这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流传，给予了有力的推动。因此，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时，种种社会主义的看法在刊物上纷然杂陈。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生长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流传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宣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1920年9月，陈独秀宣布《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认可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标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陈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也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些有着差别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标明，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门路，是他们自觉地在实践中经过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看成纯粹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视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来源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民主革命纲要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品。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流传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开端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泛起，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获得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建立于1919年3月)的资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峒畲箢群统露佬�，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资助进行建党的准备事情。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建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规模内建党的提倡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建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以后，主要开展了几个方面的运动: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资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门路。三是通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会的事情，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入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所进行的这些运动，有力地增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流传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集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加入集会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加入了集会。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集会。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要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同族阶级的政权”，“认可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同族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事情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爆发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担宣传和组织事情。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爆发。可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今后，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泛起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生长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但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且代表着整其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偏向。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灼烁和希望。虽然这时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革新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昌盛茂盛和人民的配合富足，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可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幅员宽大、人口众多、情况庞大、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开展运动的，从那边着手进行革命，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来源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搞清楚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制定出切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要，需要有一个探索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注意在斗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视察和剖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党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聚敛，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凭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目今的第一件事即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关于党制定其时的革命纲要给予了直接的资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剖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要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要即最低纲要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二大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要。
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
二大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其时是须要的选择，对厥后的中国革命爆发过积极作用，但也带来过消极方面的影响。
二大选出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歇工为起点，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热潮。在连续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爆发巨细歇工100余次，加入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歇工、开滦煤矿工人大歇工最具代表性，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三万名工人大歇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热潮抵达极点。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歇工工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执法照料、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害。二七惨案爆发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这个时期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仇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仇人，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敷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险些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歇工或其他正当斗争是不可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以国共相助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四、第一次国共相助和大革命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滔滔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时的种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接纳积极办法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凭据马林的提议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传到中国，对增进国共相助起了积极的推行动用。
此时的国民党概略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都会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波折后，没有几多实力，并且身分庞大，组织松散。但它有几个禁止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创立者，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种种革命力量进行运动的凭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波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接待共产党员同他相助，接待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相助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地预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相助。三大还明确划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坚持自己的独立性。
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以后，国共相助的程序大大加速。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照料。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阻挡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要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相助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帮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中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庞大，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都会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乐成，标记着第一次国共相助正式形成。这次相助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搜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相助的实现，增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生长。
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加入的政治大歇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建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主干。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开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四周的黄埔，通称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埔军� ？�，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的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效果的政治事情。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国共两党的配合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规模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流传着。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集会和破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在中国大地上泛起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攻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剖析，国共关系逐步庞大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覆。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劳绩是，总结国共相助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划定，指出在阻挡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阻挡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历程中的种种庞大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覆，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四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哀。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追悼运动，广泛流传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荡的革命宣传运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越发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全国规模的大革命热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同族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运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今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爆发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恼怒，形成工人歇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加入了运动，从通商都会到偏僻乡镇，随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破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有25万人加入的规模弘大的省港大歇工。歇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建立省港歇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当委员长，处理歇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闭。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歇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有组织的歇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历程中获得很大生长。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一万，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起党的组织。
在五卅运动蓬勃生长的有利形势下，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中选为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照料。国民政府建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事情。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相助，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凭据地，为举行阻挡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陪同着革命运动的迅速生长，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因在创立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凭据地历程中的作用，以及谋取主管军事的权力，其影响和职位已大大增强。他开始增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运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国民党右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了优势。3月18日，国民政府水师局署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衔命派中山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困绕省港歇工委员会和苏联照料效劳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事件后，汪精卫称病去职，蒋介石为取得最高权力又迈进了一步。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担当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都辞去职务，蒋介石却担当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中山舰事件爆发后，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大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可是他的实力有限，还需要获得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没有立刻同共产党果真破裂。这时已到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标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生长，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
五、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的失败
北伐战争的直接攻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军力达70万人。这时，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军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照料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军力、各个歼敌的战略目标。
凭据这个战略目标，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步队兴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9月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划分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阵势已定。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相助结出的丰富结果。在北伐历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保存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配合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成为赢得“铁军”称呼的第四军中英勇善战的一支步队。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效果的政治事情，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孝敬，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获得宽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别的，苏联军事照料的资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宽大农村，随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狂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在都会，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仿效省港大歇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纠察队。一些都会相继举行歇工，大都取告捷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发动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革命群众中爆发很大影响。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蓬勃展开，推动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停止革命阵营内部的�；�。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权要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
在这种配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果真袒露出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爆发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破裂的明朗化，标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果真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时，共产党人原来应该并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军队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爆发的突然事变� ？墒�，中共中央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结果，当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但在精神上缺乏准备，并且在实际力量比照上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对抗。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趋势，已很明显了。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爆发破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集会。陈独秀提出既要避免“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避免民众运动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集会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对群众运动接纳消极压制的目标，造成的结果极其严重�；岷�，右倾时机主义的过失目标开始在实际事情中获得贯彻。
关于这种右倾过失，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阻挡。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32天考察。他在所写的考察报告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瞿秋白等也对右倾过失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时，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歇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当总指挥。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并建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次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市区。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で让�，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加速了勾通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的程序。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集会，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运动有所觉察，力图牢固革命结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刚从外洋归国的汪精卫于4月5日宣布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宣布，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松开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海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建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坚持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基本上照旧革命的政府，直接统领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相助。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未能对武汉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剖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生死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偏向。
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爆发的中央领导机构，未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停止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党的五大落幕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嚼丛窖现�，反共事件不绝爆发。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过失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凭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宣布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果真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加入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相助。这个宣言虽然发得迟了一点，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集会，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相助终于全面破裂，连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协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陈独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倾时机主义的过失。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获得很大的胜利。可是，这时的党终究还处在幼年时期，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的党，是关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纪律都明白未几的党，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刻了解的党。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摆荡未必；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没有能够领导全党接纳坚决有力的步伐，革命遭到失败就难以制止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过失的指示，出了一些过失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挣脱共产国际的过失指导。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时机主义过失有直接影响。
一经造成很高声势并取得重大结果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宽大人民的配合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获得很大生长，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锤炼和严峻的考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