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解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生长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门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过失预计这时已经生长到很是严重的水平，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 ；已往几年的农村“四清”、都会“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可解决问题，只有接纳断然步伐，果真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宽大群众，才华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攫取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宣布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宣布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差别意见。文章宣布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今后，批判涉及的规模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目今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仲春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泛起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就在“仲春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步队文艺事情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招呼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可是对着文艺界，并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与批判《海瑞罢官》概略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照料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容隐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事情。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集会� ＜嵊�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仲春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种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攫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过失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凭据� ＜嵋苑吹臣诺淖锩耘碚妗⒙蕉ㄒ弧⒙奕鹎洹⒀钌欣ソ信�，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纵�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宣扬个人敬重� ＜峋龆ㄈ∠耘碚嫖椎奈幕锩∽�，建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照料，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今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建立的“红卫兵”组织簇拥而起，随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攻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泛起。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事情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事情组在领导运动的历程中，获得大都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看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不同日趋尖锐。事情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阻挡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决定取消事情组。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崞诩�，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关于运动的工具、依靠力量、要领等根天性问题作了有严重过失的划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有社会历史泉源的。我们党是经过恒久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关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已往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富厚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视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规模保存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职位的阶级斗争，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要领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步队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计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坚持这种迷误被认为是守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则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阻挡。这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抵达岑岭，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敬重现象逐渐滋长。加上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生长，权力太过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过失难以获得纠正，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用而得势横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生长。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民俗、旧习惯)，随后生长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文籍被付之一炬，大宗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可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其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划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事情集会。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差别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尽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 ；岷�，声势浩荡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谋划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泛起“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事情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下层组织的运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杂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攫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获得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攫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生长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宽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过失和极左思潮差别水平、差别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保存，并不绝生长。这种抵制和抗争，或体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事情和生产 ；或体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的过失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仲春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这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阻挡江青、康生、陈伯达宣扬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猛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抖擞抨击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猛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宽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天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仲春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猛烈，爆发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爆发了火烧英国代庖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杂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招呼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看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公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 ；す夜ひ�。这些步伐，虽不可从基础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照旧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庞大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着述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集会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取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其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至下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大都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敬重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焦点内容是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尽力鼓疵魅这个理论的“伟大孝敬”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关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基础不予提及。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预计是完全过失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划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主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正当化，增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职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目标都是过失的。
二、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凭据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步队、整党、精简机构、革新不对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事情中还包括“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抵达“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可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过失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越发深化。
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极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凌驾自己，林彪的接班人职位会爆发变革，因而妄图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恒久以来不绝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运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接纳一系列步伐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的主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破坏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促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林彪叛逃事件的爆发，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来源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宣扬个人敬重最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 ；由党章划定的接班人竟然出国叛逃。这一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须要的?天下大乱究竟能不可导致天下大治?林彪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敬重的狂热中觉醒，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爆发了怀疑。
林彪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接纳步伐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问题。党中央决定取消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效劳组，建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集会。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毛泽东亲自过问对一些领导干部落拭魅政策的事情，为“仲春逆流”平反。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要给被打倒的贺龙、罗瑞卿和1968年因受林彪、江青诬陷而被取消领导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复名誉，认可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做自我批评。这些行动为加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各方面进行政策调解创立了条件。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事情。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速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事情的破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步伐，恢复被破坏的种种规章制度 ；通过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等步伐，解决职工人数、人为总额、粮食销售量大大突破指标的问题，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他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的压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从外洋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在农村，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派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派原则，不可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工具加以否定。在科学教育事情中，周恩来要求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并提议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事情集会。他还抓了落实党的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的事情。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过失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纠“左”整顿。经过近两年的调解和整顿，各方面事情都有明显起色�？墒�，在毛泽东看来，批判极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的。他认定其时的任务仍然是阻挡“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这样，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被迫中断。
林彪事件后，党的一些重大的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载有林彪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和爆发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其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过失，仍然招呼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左”倾指导目标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结果日益明显。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但这时，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备受攻击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获得进一步增强。
三、同“四人帮”的斗争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的恒久连续和几经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绝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生长、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宽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越发猛烈的斗争。
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但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并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厘革、批判儒家阻挡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种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宣布大宗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步伐和落实干部政策的事情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杂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搅散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行动出限制性划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这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照旧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搅散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他们攫取更多权力的时机，加紧阴谋运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这时，毛泽东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四人帮”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集会上借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遭到邓小平坚决抵制。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立即批评了王洪文。今后，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四人帮”，重申“总理照旧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照料长。这对江青的“组阁”企图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集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事情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雄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生长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焦点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事情涤讪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挣脱“左”倾过失的影响。
四届人大落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越发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事情。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阵势，提出要全面整顿，安排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梗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邓小平强调: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拭魅政策，建立须要的规章制度。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事情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解。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解，这对抵制“四人帮”攫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还提出:整顿的焦点是党的整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要在加速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强行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造反派区别差别情况划分作来由置。邓小平还在六十年代初党制定的工业等方面若干条例的基础上，领导起草了《关于加速工业生长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事情的几个问题》等文件，提出加速工业、科技生长的一系列步伐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生长”等重要看法。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领导与“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整顿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基础问题，但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倒置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横竖。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生长较好的一年。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事情，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剖析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须要，毛泽东曾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频频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整顿事情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过失，逐渐生长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生长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纵�阻挡，也为毛泽东所不可容忍。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还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称“批邓、还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杂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恒久连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应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越发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生长经济的愿望愈增强烈。
四、破坏江青集团的胜利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宽大干部群众恒久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恼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
这种不满像火山熔岩一样不可压抑的迅速喷发，是由“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吊祭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哀。“四人帮”不但发出种种禁令压制吊祭运动，并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宽大群众的悲哀心情迅速转化成恼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对抗行动。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都会的群众突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吊祭运动。首都人民也搜集到天安门广场吊祭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吊祭运动抵达热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稀有的“花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纪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泛起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震天动地的感人局面。其时在广场上争相传抄、凝聚着爱和恨的那些诗词、传单，庄严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心声。当晚在中央政治局集会上(叶剑英、李先念未加入)，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被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步队战士爆发了严重冲突。一场吊祭周恩来、阻挡“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厥后破坏江青反革命集团涤讪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恩来逝世后担当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事情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二是取消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存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免职，“批邓、还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首创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爆发强烈地动，人民生命工业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创立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陶醉在巨大的悲哀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攫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运动。他们暗地安排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 ；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 ；还在报上果真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运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陷，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主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破坏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接纳有力步伐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主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破坏“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立了前提。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过失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合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卖力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恒久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搅散了。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生长缓慢，主要比例关系恒久失调，经济治理体制越发僵化。这十年间，凭据正终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连续生长的时期。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但没能缩小与兴旺国家已有的差别，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别，从而失去了一次生长机缘。
这场由文化领域滥觞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许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取消，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生长。
“文化大革命”造玉成民族空前的思想杂乱，党的建设和社会民风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敬重以及种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漫溢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
党内外宽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过失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抵制、抗争和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标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大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过失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事情和先后恢复事情的，绝大大都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攻击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大都没有摆荡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过失，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斗争，共产党员张志新等惨遭杀害。
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滋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蒲Ъ际跞〉萌舾芍匾杉�，包括乐成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郭永怀、邓稼先等许多科学家为此作出了重要孝敬。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籼型杂交水稻，为我国的粮食生产作出重大孝敬。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守卫着国家的宁静。虽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滋扰而取得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比这大得多的成绩。
“文化大革命”是过失理论指导下的过失实践。它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过失的深刻教训，从背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门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基础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背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过失，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任。可是，这些过失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门路历程中所犯的过失。毛泽东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保存着的缺点，但在晚年对许多问题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剖析，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过失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牢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过失，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过失，� ；す恍┑车牧斓几刹亢偷惩庵耸�，使一些卖力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彪等人，也领导了破坏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江青等人，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攫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对厥后党顺利地破坏江青反革命集团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宁静，顶住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特别是七十年代初，他适应国际形势的生长变革，审时度势，实时对外交事情作出富有远见卓识的重大战略调解，使我国的外交事情翻开了新局面。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正当权利获得恢复，开始了中美关厦魅正� ；慕�，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陆续同一批资本主义兴旺国家和亚非拉国家建交，为厥后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须要的事情，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仍然生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坚持统一，这些都是同毛泽东的作用分不开的。
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立和生长，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作出了重大的孝敬。他的后半生，领导党和人民抵御来自外洋的威胁和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门路进行了探索。这些重要的历史劳绩和探索的首创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他在探索历程中爆发的过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过失，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这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训的。全面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劳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
